全球市场上一桶石油的售价在80美元左右。可以思考一下油价的力量：它激发出了人类的广泛努力，投入数万亿美元，实现技术突破，并创建了一些全世界最大的公司——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从地球上可以找到它们的地方开采化石燃料。
2024年，这些燃料和其他物质的燃烧，将向大气层排放约360亿吨二氧化碳。政策制定者们希望将这个数字降至零。但要实现目标，需要强有力的激励措施——这就是政府必须尽快给碳排放标价的原因。
碳税是最有效的办法。它能把投资引向绿色项目，并使政府可以削减其他的扭曲性税收。然而，迄今为止，政治因素已被证明无法逾越。富裕国家担心能源成本上升和竞争力下降。经济呈现碳密集型的发展中国家则担心，他们所付出的代价会超过自己理应分担的份额。截至2023年，全球征收充分碳税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比只有不到5%。
另一个选项是碳交易，由政府规定排放限额再由市场定价。有能力增加减排数量的参与者可以向无法减排的参与者出售碳信用。欧盟的碳交易系统是36个同类计划中最大的一个，涵盖了全球近五分之一的排放量，设定的每吨碳排放成本最高可达110美元（目前已有所降低，部分原因是清洁能源得到大力发展）。在另外的、未受监管的碳补偿市场上，一些具有环保意识的公司可以为丹麦的碳捕集技术，以及津巴布韦的森林保护提供资金。
然而，将这些市场统一起来，达成某种类似全球统一价格的东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碳减排不像实物商品那样可以互换：监管薄弱国家减少一吨碳排放可能耗费不了多大成本；靠森林实现的碳补偿可能化为乌有，甚至变成彻头彻尾的欺诈。最粗制滥造碳补偿的价格最低可以做到每吨1美元，但只能用于毫无章法可言的“漂绿”行为。对碳补偿采取质量控制虽值得称道，但依然是任重道远。除非碳补偿措施设计得完美，志在长远，否则与实际排放量相抵后的结果将使世界进一步远离净零。
可行方案已呼之欲出。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专家提出了制定碳价下限的方案，各国政府可以借助税收、碳交易或同等措施来制定价格下限。如果将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国家的最低碳价分别设定为35美元和145美元，再结合足够高远的排放目标，那么这种方法应该足以让全世界回到将升温幅度控制在不超过2摄氏度的轨道上来。
现在需要的是达成一项能让一定数量的大国共同行动起来的协议。例如，欧盟新的边境调节机制对不符合欧盟环境标准的某些进口商品征收碳关税，为该地区贸易伙伴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动力。有了得力的激励措施，人和企业才会寻求最优和最快的减排方式，进而才有可能实现巨大的经济效益。拖延的时间越长，任务就会越艰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