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创金合信基金首席经济学家魏凤春

  一、战略性布局愈发清晰 

  随着三中全会公报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全文的发布,未来战略性配置的逻辑已经非常清晰。

  第一,深化改革意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改革的核心内容包括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科技创新、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等。全面系统的改革,保证了经济的平稳发展,同时对于高质量发展的结构特征提供了制度的保证,这是系统性收益的来源,是确定的制度红利,是投资者最看重的价值投资的蓝海。

创金合信基金魏凤春:战略上重视从稳健向积极的策略转变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特的现代化道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保持社会稳定和发展的独立自主是最大的前提。这一目标的实现,无疑会对投资环境及政策导向产生重要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了投资布局的边界,是对投资风险和收益最大的刻画。

  第三,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对投资布局的全局性指引,无论对宏观、产业还是资产布局都指明了清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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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新质生产力是战略布局的重中之重,但要经受过渡期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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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过去三年稳健策略的边际收益开始递减

  对投资者来讲,战略和战术的收益经常无法兼得。中国目前进入过渡期,经济运行态势是低增长、低收益,高波动,不确定性增强,投资者的策略大致分成两类。一类是稳健,一类是积极。稳健策略采取的是曾国藩的“结硬寨,打呆仗”,采取较为保守的操作手法,倾向于投资“黄金、红利低波和长债”这耐心三宝。这一策略过去三年非常有效,但是其边际效用开始递减。

  从其逻辑来看,该策略大致可以划分为基于“安全”而不是“发展”的交易。假若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提出的结束俄乌冲突的承诺成为事实,这一足以影响全球大类资产配置的逻辑将会发生重大改变。随着拜登的退选,这一口号成为现实的概率越来越大,如此一来,基于全球动荡而进行安全交易的策略或将会失效。从内部来看,三中全会的精神显然是基于“发展”的交易,《决定》重视安全,但安全也是为了保障发展。内外结合来看,假如外部的冲击弱化后,全球资源特别是石油价格回落,中国制造业的成本将会大幅降低,这对我们现代化的建设将会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再进一步,市场预期美元降息预期愈演愈烈,廉价美元将成为货币市场的常态,这些逐利的资本会布局新质生产力还是以分红为主要回报的传统生产力呢?答案应该是相对明确的。

  三、共识的改变取决于制度变革措施的实施

  从这个意义上讲,另一类投资者的策略显然更符合未来的趋势。其逻辑是:正因为目前是过渡期,才有不确定性,也才有风险;因为有风险,才有超额收益。此类积极的布局者开始增多了起来,但还没有蔚然成风。

  1.基金经理行为更加积极

  从最新披露的基金二季度报告的持仓来看,积极的基金经理的持仓全面拥抱高端制造业,电子新晋成为公募第一大重仓行业。一级行业方面,加仓最多的行业是电子、通信、国防军工,比2024一季报分别提升3.87%、1.14%、0.66%,减仓最多的行业是食品饮料、计算机、电力设备,分别下降3.62%、1.44%、0.76%。从二级行业看,消费电子、通信设备、元件加仓最多,比2024一季报分别提升1.53%、1.32%、1.23%,白酒、光伏设备、软件开发减仓最多,分别下降3.15%、0.89%、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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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内附的交易共识即将打破

  数据表明,经过过去三年的博弈,公募权益基金的投资和布局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并没有结束共识。在年度宏观策略配置报告《相时而动》中,我们提到策略的同质性已经非常明显。概括起来就是“股债同源”,背后的逻辑是在产业外围与中心博弈的过程中,央国企的“内附”特征非常明显,投资者无论是布局权益的石油、银行、电信、煤炭,还是布局长债,其实都是以公共信用背书的,有一种隐含的垄断的收益在定价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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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非常明确地指出,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民企与国企一视同仁,内附的程度将会愈发弱化。下一步,政府将会推进能源、铁路等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并且要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提供更多机会,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规范涉民营企业行政检查。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要制定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决定》还强调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这是对各类经营主体的共同要求。因此,可以乐观地判断,民企力量的壮大,将是共识改变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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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制度变革对预期改变的作用强于技术操作

  三中全会明确了要确保2024年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很多投资者寄希望于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继续发力。我们前期分析过了,财政不是加码而是把前期的积极政策用足,货币受制于外部的约束,即使发力也是信号作用大于实质作用。我们一直认为制度变革比单纯的降息降准等政策操作对市场信心的修复有效得多,前者是激发市场最基础的活力,后者是政府管制的放松,是用来解决市场失灵的。

  因此,在我们看来,最终改变投资者预期的将会是这些措施的兑现,预计很快会看到法律性文件的发布,以及一些具备样本价值的企业行为的展示。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看,这些宝贵的经验对于市场预期的改善是立竿见影的。《决定》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二十届三中全会的价值和意义更加重大,过去成功的经验一定会采用。我们乐于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傻子瓜子”现象的复现,预计将会看到新一代企业家的崛起,这就很清晰地界定了投资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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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先从思想上突破自己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投资即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改造传统的投资思维和方法已经时不我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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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在经济增长范式、结构保持不变的时期,经济增长、企业发展,都遵循特定的荣衰规律,投资者的认知确实不用太多考虑范式转换带来的影响。但是,制度的变迁已经开始了,我们不仅需要低头拉车,更需要抬头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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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以技术革命为主线的“大变革”时代,使一切旧的范式都失效了。我们首先要对抗的就是价值投资崇尚的“均值回归”理论,以及价值投资者对于这套理论的执迷。均值回归失效的根本原因在于,技术革命会使得代表旧经济秩序的企业破产、消亡。

  三是,尽管我们认为创新是增长的关键,但创新带来的机会仍然可能会被传统的投资者所错失或误解,因为他们更加关注行业指数、短期收益和价格走势。投资者资需要关注颠覆性创新的领导者、推动者和受益者,并由此来确定大规模的投资机会。

  四是,制度大变革的过程中,市场经济会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企业家将会成为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这是投资布局重大的变化。